●对当事人陈述要进行认真审查，不能说当事人的陈述就不是证据。

　　●同事邻居的证言作为间接证据，对法官的判断是有价值的。

　　●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品格证据不能排除在认定案件的事实之外。

　　●如果女方说是正当防卫，举证责任应该合理地转移到女方，但这个证据责任不应该适用整个刑事案件中那么高的证据责任。

　　家庭暴力目前在中国较为普遍，确实需要社会广泛关注。

　　在“以暴制暴”案件中，有两个事实需要认定，第一，有没有家庭暴力；第二，以暴制暴，比如王长芸杀人案，杀人的事实是怎么样的。对于这些事实，我们的法官有一些习惯性的认识，对他们判断事实有一定影响。当然在理论上，我们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在认定事实的时候，是不是女方把丈夫杀了就一定有家庭暴力。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会导致另外一种偏见，导致错案。

　　在认定事实部分，究竟有没有家庭暴力，在民事纠纷里，在离婚的时候，让法官相信确实有家庭暴力存在也有困难。没有验伤，没有报警，只有当事人的陈述算不算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讲的就是诉讼请求，不能算是证据，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审判中法官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首先，当事人陈述有时和诉讼请求是相似的，但不能等同起来，比如离婚案件中，“我要离婚，他老打我”。这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是陈述中包括某年某月某日，他打我，他用什么东西打了我，或打了多少次，这些陈述应该属于证据。当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所以对当事人陈述要进行认真的审查，需要我们把握得更为谨慎些，但是不能说当事人的陈述就不是证据。

　　有对方的自认，有直接证据当然是最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拿到直接的证据很困难。在王长芸的案子里，她的同事看见她的身体有伤，虽然她自己否认，说是磕的，但这个可作为间接证据。作为间接证据，对法官在判定的时候还是有价值的。

　　在介绍王长芸的案件中，被害人的前女友也陈述存在有家庭暴力，女儿有过报警，这起码证明对女儿有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严格说这也不是传闻证据。辩护人证明被打死的丈夫有赌博、吸毒的习惯，这些都能说明当事人的品格，这些都属于品格证据。我认为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品格证据不能排除在认定案件的事实之外。品格证据也涉及以暴制暴的妇女，像王长芸，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事。在认定案件的时候，这些证据都应该被重视。

　　运用间接证据，运用品格证据，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这些证据不如直接证据来得方便。不管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品格证据，应该承认，这些都是可以进入诉讼大门的证据。

　　另外，有多少证据才够认定有家庭暴力的存在？这涉及证明标准问题，刑事诉讼本身涉及到证据标准是很高的。但是对具体的问题，要达到的证据标准还要进行具体的认定。刑事案件中涉及有没有家庭暴力，够不够正当防卫，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杀人的妇女是被告，应该是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女方说是正当防卫，举证责任应该合理地转移到女方。但这个证据责任不应该适用整个刑事案件中那么高的证据责任。

　　如果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时，它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换句话说，这个妇女在证明有家庭暴力的存在或是有正当防卫时，当她举出的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时候，她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她就完成证据责任了。法官认定这个责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证据标准就可以了。

　　我也注意到整个杀人的过程，只有王长芸在场，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我们刑事诉讼法里规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出有罪的判定。这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刑事案件中，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事实就不能判定。换句话说，如果案件认定中不能达到非黑即白，如此清楚的时候，认定的事实要作出有利于被告方的判断。这是刑事案件中的基本理念，这需要我们的法官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技能，不断提高审判水平来实现。

　　家庭暴力问题最后出现以暴制暴的时候，是很大的不幸。如果能在没有出现如此程度的时候阻止事件的发展是最好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