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要说的是真的，就不可能构成侮辱罪吗？

只要说的是真事，就不构成犯罪，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朴素想法，但这是错的，侮辱罪并不要求内容虚假。《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法发〔2023〕14号）第三条明确，“在信息网络上采取肆意谩骂、恶意诋毁、披露隐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侮辱罪定罪处罚。真实而具羞辱性的私密披露，这一条款里有明确规定。

“情节严重”的门槛，按法释〔2013〕21号第二条，同一信息被实际点击、浏览五千次以上，或被转发五百次以上即可认定。本案全网热搜、话题阅读以亿计，这道门槛是轻轻跨过的。更麻烦的是，法发〔2023〕14号第八条还规定，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依法从重处罚。孙的长文大量涉性细节，恰在这个射程之内。

孙在文末强调“纯属虚构”，但这个纯没用，免责声明不阻却犯罪构成。他在采访中自述“绝大多数内容是真实陈述”，这与他小作文“虚构”声明自相矛盾。这个声明反而会成为指控方证明其主观明知的自认材料。

二、如果小作文不属实，孙有可能涉嫌诽谤罪吗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要求“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内容真伪，是侮辱与诽谤的分水岭。内容属实可能涉嫌侮辱罪；内容虚构则可能涉嫌诽谤罪。联的小作文中最具杀伤力的指控，对方索要五千万美元，若被查证系无中生有，性质立刻不同。

程序上，侮辱、诽谤原则上告诉才处理，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是留了口子的，法发〔2023〕14号第十二条列举了应当认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五种情形，第十三条规定了“自诉转公诉”的衔接机制，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即其先例。当然第十二条第（2）项针对的是“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本案孙是币圈牛人，景是娱乐名星，对孙景两人而言，两人恋爱并产生矛盾，他们在这一事件中，都是普通公众，完全符合诽谤罪的侵害对象。

三、两个不宜乱套用的口袋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宜套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制的是非法获取、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的流转链条，法发〔2023〕14号第四条针对的也是“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孙宇晨披露的是亲身知悉的内容，不符合此罪犯罪构成要件。

寻衅滋事罪同样应当克制。法释〔2013〕21号第五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但针对特定个人的网络辱骂，主流处理是以侮辱、诽谤定性，不能因为传播面广就径直升格。

四、代孕有可能被追刑责吗？

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问题。《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第二十二条的罚则也只罚机构。我国现行规范对代孕的规制集中在有技术实施能力的医疗机构，对委托方个人既无禁止性规定，更无刑事责任条款。

但，真正的刑事尾巴在后续环节，代孕儿童一旦出生并涉及买卖、遗弃、违规落户，有可能触及拐卖儿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等罪名。就目前公开信息看，只有定金、没有儿童出生，这部分首先是伦理问题，不是刑法问题。

五、孙在境外，是否可以逍遥自在？

侮辱、诽谤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罪名，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自诉人不撤回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孙宇晨长期身处境外，自诉程序极可能卡在立案这一关。

但人在境外不是刑责的护身符。其一，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犯罪地包括犯罪结果发生地，被害人住所地法院即可管辖；其二，孙只是在境外，并不是下落不明，一旦入境，强制措施随时可能启动；其三，取证上并非只有自诉人单打独斗，法发〔2023〕14号第十一条明确，被害人提起自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说在最后的话

有自媒体发文称，“孙宇晨这鸟人”问的AI可能是男权主义。国内网友问的AI，都是回答应该给这个钱的。据说币圈大佬赵长鹏发声后，孙虽有收敛，但仍表示这事“留给法院”，说明孙暂时没有收手。

而对景甜一方，民事官司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景更稳妥的应对组合是，先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并同步固定证据，再视是否出现严重后果决定是否启动刑事自诉，同时准备启动名誉权、隐私权民事诉讼；若出现大范围传播并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可依第十二条推动自诉转公诉。

作为刑事律师，笔者一向反对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但网络确实不是法外之地，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而且应当加大保护力度。侵犯个人隐私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当事人仅以“纯属虚构”抗辩，绝对不能据此逃避刑事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