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蛟| 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协议效力与控制权认定
——以索通发展实际控制人离婚后财产纠纷为中心
摘要:2026年11月10日索通发展披露的控股股东离婚后财产纠纷,触及的是上市公司控制权安排的规范基础。2019年股份分割后,郎光辉直接持股由46.47%降至30%,公司仍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依据并非持股比例,而是同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本文以公司公告、定期报告与现行规范为材料范围,沿财产请求权、表决权构造、证券监管程序三个方面展开研判:追加分割须先通过除斥期间、诉讼时效与财产定性的筛选;股份可按数量分割而表决权无法按份切开,承载控制权的协议因此具有组织法属性,其终止不能由《民法典》第933条的任意解除权简单覆盖;即便法院支持终止,控制权认定、权益变动披露与减持额度合并计算仍依证券监管规则独立进行。家事审判与公众公司治理之间缺少固定的通知、过渡与披露衔接,是本案暴露的制度缝隙。
关键词:离婚后财产纠纷;夫妻共同财产;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披露
一、问题的提出
(一)事实脉络与材料范围
2026年11月10日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3612.SH,下称“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郎光辉的前妻王萍诉其离婚后财产纠纷,已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处于调解阶段、尚未开庭;王萍诉请终止《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追加分得公司股份23,718,710股,其余诉讼请求金额合计约3.93亿元〔1〕。按当日收盘价16.72元/股计算,追加股份市值约3.97亿元、约占总股本4.7%,与现金请求合计约7.9亿元〔2〕。公司说明案件仅涉及控股股东个人股东权益、与生产经营无关,并转述协议约定:只有协议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违约,致协议无法履行或继续履行有损公司或协议任何一方利益,才可能单方解除〔3〕。
事情缘起于2019年3月28日的《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该公告载明:3月27日公司收到通知,郎光辉已与王萍签订《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等文件并就离婚及股份分割作出安排;分割前郎光辉持158,124,730股、占46.47%,依《离婚及上市公司股份分割协议》将56,053,012股转至王萍名下,分割后两人分别占30%与16.47%,股份以非交易过户办理,王萍承诺继续履行郎光辉作出的股份锁定、减持等承诺。该公告两次写明“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控制权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4〕。 5月23日《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确认5月22日过户完成,并重申实控人未变〔5〕。
此后王萍持股数未变,郎光辉于2021年7月5日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24,605,400股后又有所减少;截至2026年三季度末,两人分别持72,473,022股(14.55%)与56,053,012股(11.25%),合计25.80%,郎光辉任董事长,董事兼总裁郎静、董事郎诗雨为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6〕。协议有效期八年,郎光辉不损害王萍利益、不违约则自动续期八年,直至王萍不再持股;未经其书面同意,王萍任意连续12个月减持不得超过总股本3%,可能导致郎光辉失去控制权的不得继续减持;王萍拟协议转让时郎光辉享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7〕。若追加分得股份的诉请获支持,两人直接持股变为48,754,312股(9.79%)与79,771,722股(16.02%),第一大股东易主〔8〕。
表1 关键事实与信息来源
|
|
|
|
签订分割协议与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协议;披露权益变动 |
|
|
|
|
|
|
|
|
|
|
公告与报道均未披露诉因、3.93亿元构成及23,718,710股的计算基础。2019年王萍得16.47%、郎光辉留30%,差额与本次追加股份数量级接近,郎光辉2021年认购的定增股份数量亦相近〔9〕;两者均缺起诉状与证据支持,本文不作推断、不预判裁判结果,分析限于公告已披露的法律关系及其规范后果。
(二)三层规范关系
同一笔股份,在婚姻家庭法上是待清结的共同财产,在公司法上是表决权载体,在证券法上是需持续披露的“拥有权益”。三者各有要件、期间与程序,不因裁判文书一并处理而自动对接。目前公开的讨论基本聚焦7.9亿元规模与“第一大股东或将变更”,公司公告以“不涉及生产经营”作风险切割,两者都回避了要害:2019年过户后郎光辉仅持30%,公司仍认定其为实控人,依据在同日签署的表决权安排;王萍把“终止协议”与“追加分割”并列,指向的也不是单纯数额,而是当年为稳定控制权搭建的整套私法构造。协议一旦终止,公司须重新回答由谁控制、按何种口径披露权益、股份处分受哪些限制,这些答案显然无法由家事法庭单独给出。
二、追加分割的请求权基础:期间、定性与证明对象
(一)2019年两份协议的规范地位
离婚后财产纠纷以身份关系已解除、财产关系未清结为前提。《民法典》第1087条确立协议处理优先,第1062条将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纳入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下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条第2款规定,登记离婚后因履行离婚协议中财产及债务处理条款发生纠纷起诉的应予受理〔10〕〔11〕。《离婚及上市公司股份分割协议》即属此类条款,《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虽以公司治理为内容,却订立于离婚安排的整体交易中,与前者互为条件。两份协议既是审理对象,也是判断后续请求是否被前次分割涵盖的基准。
(二)四条路径及其期间
表2 追加分割的可能请求权路径
|
|
|
|
|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0条;《民法典》第152、199条 |
|
|
|
《民法典》第1092条;《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84条 |
|
|
|
|
|
|
|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条第2款;《民法典》第188条 |
|
|
撤销路径依第70条:协议离婚后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应予受理,未发现订立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驳回〔12〕。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曾设“一年”起诉期间,民法典施行后该解释已被清理,现行解释未再设专门期间〔13〕。由此产生解释问题:第70条项下“撤销”是否落入《民法典》第152条的撤销权除斥期间,抑或作为形成诉权仅受时效或权利失效原则约束〔14〕。若采前者,除斥期间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自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最长五年,依第199条不得中止、中断、延长,2019年3月至2026年11月已逾七年半,路径基本关闭〔15〕;若采后者,法院仍须审查欺诈、胁迫,但股份已完成过户、持股状态经多年定期报告持续披露,举证难度同样不低。两说对本案结论差别有限,不宜在缺少起诉状时径行断言。
再次分割依《民法典》第1092条须证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84条定三年时效、从发现之日起算,举证重心在隐匿行为与发现时点而非离婚登记日〔16〕;《民法典》第188条的二十年最长保护期本案尚未触及,原告仍须说明为何至2026年才发现〔17〕。未处理财产分割依第83条,经审查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共同财产应予分割〔18〕; 2019年协议已就股份作整体安排、公告列明分割前后股数并完成过户,主张另有23,718,710股“未涉及”,须先说明协议约定的分割范围、计算基准与股份来源。该项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实务有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不适用时效与转化为债权请求权适用三年时效两种处理,《民法典》第196条未将其明确列入不适用时效的情形,本文不作定论〔19〕。回到协议主张继续履行或违约赔偿,依第69条第2款适用《民法典》第188条三年普通时效,取决于是否尚有未履行的给付义务及违约时点〔20〕。
(三)追加股份的财产定性
期间之外还有定性问题:被追加的股份是婚内取得、离婚时未及分割的共同财产,还是离婚后一方以个人财产取得。前者依《民法典》第1062条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5、26条判断投资收益与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边界;若指向离婚后取得的股份(如2021年非公开发行认购部分),原则上属个人财产,除非证明认购资金来源于婚内尚未分割的共同财产,或该股份系前次未分割股份的衍生〔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2025年2月1日施行)第10条规定,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对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一方请求按股东名册或章程记载的出资额确定分割比例的不予支持,仍依第1087条处理;第9条处理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对外转让效力〔22〕。两条反映“登记外观不当然决定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取向,但规范对象是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且以“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为前提;本案有书面分割协议、标的为上市公司股份,不能直接类推,可参照的只是回到出资来源与当事人约定的审查方法。
(四)小结
财产请求的难度与7.9亿元规模的关联不大,而在于能否证明相应股份未被2019年协议涵盖。公司所称“仅涉及个人股东权益”在婚姻家庭法层面大致准确,却覆盖不了协议终止的组织法与证券法后果——那部分后果的承担者恰是公司及其全体投资者。
三、表决权构造与协议终止的法律性质
(一)股份可分割,表决权不能按份分割行使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2条允许对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按数量比例分配;第73条对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则要求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23〕。上市公司股份自由转让,分割过户不以其他股东同意为要件(限售承诺与减持规则另论),2019年56,053,012股直接过户即由此而来〔5〕。过户带走的是完整股东权利,表决权一股一权,无法在两名股东间按份分割行使。2019年安排的处理是把股份的收益与处分利益留给王萍,用合同把已转移的表决权重新集中到郎光辉,使分割在财产层面完成、在治理层面被抵消。
这解释了2019-018公告为何在郎光辉持股降至30%后仍认定实控人未变:依《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65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7号,2025年修正,下称“《收购办法》”)第12条把“拥有权益”定义为登记在名下的股份与虽未登记但可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之和,并规定一致行动人的权益合并计算;第83条把通过协议、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可支配表决权数量的行为界定为一致行动〔24〕〔25〕〔26〕。实控人认定的规范基础源于协议而非30%的份额,公告的分示比任何推论都更直接〔4〕。
(二)协议的组织法属性
协议已超出一般民事委托:八年有效期、附条件自动续期八年、直至王萍不再持股;续期以郎光辉不损害王萍利益、不违约为条件,单方解除又被限定为“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违约,致协议无法履行或继续履行有损公司或协议任何一方利益”〔7〕〔27〕。减持上限、可能导致丧失控制权时不得减持、协议转让优先购买权,均围绕控制权稳定设置,而非委托事务的内容。“继续履行有损公司利益”还把非协议当事人的上市公司与据以判断控制权归属的公众投资者写入解除条件,法院审查该条件是否成就,不能仅凭一方主观判断〔28〕。以2019年3月27日起算,八年期于2027年3月届满,届时自动续期条件是否成就本身可能成为本案争议的延伸,而本案诉讼又可能影响该判断〔29〕。
(三)“终止”的三种法律性质
诉请称“终止”而非“解除”,需先辨明性质。其一,解除权行使导致终止:《民法典》第557条第2款将解除列为终止原因,第562条规定协商一致与约定解除,第563条规定法定解除〔30〕;本案已约定解除条件,原告须证明条件成就或另寻法定事由。其二,合同僵局下的司法终止:第580条第2款规定,非金钱债务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请求履行等情形,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院可依请求终止权利义务关系,不影响违约责任〔31〕;表决权行使属不适于强制履行的行为债务,合作基础丧失时该路径有适用余地,但须满足“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下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规定,司法终止一般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为终止时点,另定时间须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32〕。其三,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第933条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随时解除,因解除造成损失的,无偿委托赔偿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33〕。若把表决权委托定性为单纯委托,王萍可随时解除、郎光辉仅得请求赔偿,约定的解除条件与八年期限即被架空。这是本案最具决定性的争点。
(四)任意解除权的适用限制
第933条的规范基础通常归于委托合同的人身信赖属性,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中的表决权委托却有不同结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发的《广东法院2024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第一例“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合同不适用任意解除权——中某泽公司与某机电公司、丁某合同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协议收购中的表决权委托旨在实现控制权转移,涉及广大投资者权益与资本市场稳定;委托人不保留对委托事务的指示权、受托人自主行使表决权,与委托合同典型特征不符;协议另约定控制权稳定措施、上市公司治理、取得控制权后提供担保等超出委托事务的事项,且委托经公开披露后已具一定公信力,故并非单纯委托合同,当事人不得任意解除〔34〕〔35〕。
索通案协议包含减持上限、可能导致丧失控制权时不得减持、优先购买权、自动续期与附条件单方解除,2019年公告正是以该协议向市场声明控制权未变;就“委托事务之外另有组织法安排”、“经公开披露形成市场信赖”、“受托人独立行使表决权”三项而言,与上述案例事实结构接近〔4〕〔7〕。实务对第933条是否属可约定排除的强制性规范、混合合同如何定性仍有不同认识,但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裁判倾向于限制任意解除,理由是合同效果已外溢至不特定投资者〔36〕。王萍即便并列主张解除与终止,仍须通过约定解除条件或第580条第2款的要件审查,不能仅凭委托人身份直接抽回11.25%的表决权。
反向约束同样存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7条要求,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仍应审查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3条规定,以通知方式主张解除、以对方未提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解除的,法院应审查其是否享有法定或约定解除权,不享有者不发生解除效力〔37〕〔38〕。协议把“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违约”设为单方解除前提,等于把解除与否先行交给法院判断。
(五)终止后的残留效力
《民法典》第567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39〕。减持上限、不得致丧失控制权的减持禁止、优先购买权属持续性行为约束,通常难以归入结算清理条款,除非另作可分割性约定,将随协议整体终止失去合同依据。终止的不只是11.25%的表决权,还有2019年为控制股份处分设置的私法防线;防线撤除后的空白,只能由证券监管规则部分填补。
四、控制权认定与证券监管程序
(一)第一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分离
《收购办法》第84条列举拥有控制权的情形:持股超过50%的控股股东;可实际支配表决权超过30%;通过实际支配表决权能够决定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选任;依可实际支配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40〕。《公司法》第265条第(二)项对控股股东同样采功能标准〔41〕。郎光辉现与一致行动人合计25.80%,未达第(二)项30%,其认定主要落在第(三)(四)项,即董事会构成与提名机制——公司已披露郎静、郎诗雨为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郎光辉任董事长,这一事实因而具有规范意义〔6〕。若协议终止且追加分割成立,郎光辉可实际支配表决权降至9.79%、王萍为16.02%,公司仍须回答:郎光辉能否继续决定董事会过半数成员选任;在现有股权分散度与出席率下,9.79%是否足以对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答案不同,披露口径或随之不同:可能王萍为第一大股东而郎光辉仍为实控人,也可能改披露为无实控人或控制权变更。无论何种,公司不能沿用“合计持有25.80%”的旧表述。
表3 诉请全部获支持情形下的持股结构测算
本案无增持,亦无主体因分割达到或超过30%,《证券法》第65条及《收购办法》关于越过30%继续增持须发出要约的规定不适用,2019年公告亦明确“不触及要约收购”〔4〕〔43〕。不触发要约收购不等于不触发披露,二者依据不同。
(二)权益披露:从“执行法院裁定”切入
《证券法》第63条要求,投资者持有或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达到5%后,比例每增减5%应报告公告、期间不得买卖,每增减1%应在事实发生次日通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收购办法》第13条、第14条分别就证券交易与协议转让方式作细化〔44〕〔45〕。关键在于第15条: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行政划转或者变更、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前条规定比例的,应按前条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参照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该条所援引的“前条”为第14条〔46〕。本案股份若经生效裁判或调解书过户,正是该条直接规制的情形,无需迂回援引实务参照。
更需要处理的是口径问题。第12条把可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计入“拥有权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协议一旦终止,郎光辉“拥有权益”从25.80%降至9.79%,减少约16个百分点,远超5%的报告阈值,而仅比较直接持股的14.55%与9.79%,变动约4.76个百分点、未达5%〔24〕。两种算法指向不同义务,正确口径是前者。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双方不再合并计算,须各自确定权益口径并分别判断报告、公告义务;王萍若以16.02%成为第一大股东,《收购办法》第16条第2款要求其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一并披露第17条第1款内容;拥有权益达20%未达30%的,还须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未来12个月对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章程的调整计划及前24个月重大交易等〔47〕。《证券法》第80条第2款第(八)(九)(十)项另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列为重大事件〔48〕。
(三)持续披露义务的触发条件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2025年3月26日公布,2025年7月1日施行)第23条要求重大事件立即披露并说明起因、目前状态与可能影响;第25条确定最先发生的披露时点;第26条要求已披露事项出现较大影响的进展或变化时及时披露;第28条规定涉及收购、合并、分立等导致股本总额、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披露权益变动情况;第40条课以股东、实际控制人主动告知董事会并配合披露的义务,明确列举“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任一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股份被……出现被强制过户风险”等情形〔49〕。11月10日公告由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知后作出,可视为第23条与第40条衔接的结果;调解书生效、过户办理阶段,第26条、第28条的程序义务将依次启动。此后调解进展、裁判结果、协议是否终止、股份是否过户,均属需持续判断的节点,而非一次性事项。
(四)减持约束的独立性
协议终止不解除法定减持约束。《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4年发布施行,2025年修订)第16条规定,因离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终止、公司分立等导致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过出方、过入方应在过户后持续共同遵守大股东减持规定,大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还须共同遵守相应规定;第20条规定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共同遵守,一致行动人按《收购办法》认定;第21条规定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方六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大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六个月内还须共同遵守该办法第8条、第10条〔50〕。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18、19条对应细化: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六个月内共同遵守;因离婚分配股份的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拟分配股份应及时披露;过户前上市公司应督促过出方、过入方商定并披露减持额度分配方案,未商定的按各自持股比例确定并披露〔51〕。
由此形成合同约束与监管约束的双层结构:3%年度上限是约定义务,随协议终止可能失去依据;合并计算、额度分配方案披露、解除后六个月共同遵守,则是规章与自律规则设定的义务,不因当事人合意或法院裁判而消灭。王萍即便取得追加股份且协议终止,也不因此获得可独立自由使用的减持额度。本案是“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与“追加分配股份”叠加,第21条、指引第18条的六个月共同遵守与第16条、指引第19条的过户后持续共同遵守,适用起点与期限并不相同,办理过户时应分别核对。
(五)调解书与监管程序的分野
生效调解书可确定郎、王之间的财产给付与合同权利义务,但股份非交易过户、控制权口径变更、权益变动报告书编制、减持额度分配方案商定与披露,须由股东和公司分别完成。依《民法典》第229条,通常认为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限于形成性法律文书;以给付或确认为内容的调解协议,仍需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登记,2019年股份分割即按此办理〔5〕〔52〕。承办此类调解,方案若涉及终止一致行动或变动股份,应同步核对披露时点与过户前置条件,避免“调解书已生效、披露口径未更新、过户手续未启动”的期间错配。公司所称“不影响经营”,就主营业务与资产负债结构而言有其依据;董事会稳定性、战略与再融资连续性、股价预期、交易所问询,则属控制权不确定性的传导成本。
五、制度接口与文件起草的协同
(一)监管演进及其适用范围
监管回应可依如下线索:2023年7月28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股东离婚分割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答记者问,明确不得以离婚、解散清算、分立等方式规避减持限制;2023年8月25日沪深交易所分别就减持实施细则适用问题答投资者问,明确过出方、过入方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持续共用减持额度,并要求过户前商定并披露额度分配方案;2024年《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将其上升为部门规章,在第16、20、21条固定;2025年3月修订的上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在第18、19条细化操作〔53〕〔54〕〔50〕〔51〕。
这条线索针对“绕道减持”,未触及借家事争议改变已公开披露的控制权安排。协议效力由民事审判依合同法与婚姻家庭法判断,效果由全体投资者承受;法院无义务、通常也不会在裁判主文中安排权益变动报告书或额度分配方案,交易所与公司在裁判生效前又难以确定披露口径。两套程序缺少固定的通知、过渡与披露衔接,本案即是样本。可资参照的是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7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7号》(证监会公告〔2023〕14号):主张多人共同拥有控制权的,章程、协议或其他安排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并对意见分歧或纠纷的解决机制作出安排;共同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应明确分歧或纠纷解决机制〔55〕。该意见适用于首次公开发行审核,不直接约束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此处仅作设计参照。索通案协议把“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违约”作为单方解除前提,却未公开内部意见形成与分歧解决机制,双方一旦对立,除诉讼并无合同内出口。
(二)文件起草要点
分割文件须写明清结范围:计算基准、基准日、股份来源、是否涵盖离婚后取得的股份及其分红增值、未过户股份的处理,都应落到条款;本案七年后出现“追加分割”之争,与公开信息无法还原前次分割的计算基础直接相关〔9〕。股份分割协议与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协议宜作一揽子交易,明确互为条件、对价对应、期限与续期条件、解除事由、违约认定标准、分歧解决机制,避免把表决权安排写成可单独抽回的孤立委托。终止后的存续条款亦须约定:减持限制、优先购买权、违约责任、配合披露义务是否延续,应作可分割性安排,否则依《民法典》第567条难以作为结算清理条款保留〔39〕。
监管程序的执行分工同样应预置:由谁何时通知公司、谁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额度分配方案何时商定披露、过户登记由谁申请、裁判或调解生效后多少日内完成,宜写入协议或调解方案。2019年公告中“王萍承诺继续履行郎光辉作出的股份锁定、减持等承诺”,即属此类衔接约定的雏形〔4〕;若当年把后续程序分工一并写明,今日的对接成本会低得多。
六、结论
追加分割的核心在程序而非数额。第70条项下撤销路径受除斥期间挤压,第1092条须证明隐匿行为与发现时点,第83条须证明系离婚时未涉及的财产,第69条第2款须证明尚有未履行义务;叠加股份取得时点的定性,举证负担集中而具体。第70条期间性质、第83条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两处分歧,在缺少起诉状时不宜预作判断,但两种处理对本案均不宽松。
实控人认定的基础是协议而非比例。2019年公告在郎光辉持股降至30%后仍认定控制权未变,这一点是确定的。股份可依《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2条按数量分割,表决权不能按份切开,《公司法》第265条第(三)项、《收购办法》第12条与第83条共同支持的“拥有权益”是功能性概念。协议由此具有组织法属性,其终止须经约定解除条件、第580条第2款司法终止或第933条任意解除权逐一检验;结合《广东法院2024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的裁判要旨,涉上市公司控制权且已公开披露的表决权委托,不宜按单纯委托合同任意解除。
民事裁判不替代监管程序。协议终止与追加过户将触发《收购办法》第15条的报告公告义务,并使“拥有权益”口径发生远超5%的变动;《证券法》第63条、第80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23、26、28、40条构成持续披露链条;《减持办法》第16、20、21条与上交所指引第15号第18、19条的合并计算、额度披露及六个月共同遵守,不因合意或裁判而消灭。
本案尚在调解阶段,起诉状、协议全文、调解方案均未公开,上述分析以公告已披露事实为限,不指向裁判预测。2019年的相关协议以双方长期持续合作为前提,前提一旦消失,控制权认定、权益变动披露与减持额度衔接都要重新办理,11月10日的公告只是这一系列程序的第一步。
图片
声明:本文所引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及自律规则,均以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官方公开文本核对现行有效版本;网络资料访问日期统一本文写作完成日2026年11月13日。案件尚处调解阶段,起诉状、《离婚及上市公司股份分割协议》《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全文均未公开,文中涉及协议条款的内容以公司公告与公开报道一致的部分为限,未对诉因、金额构成与股份计算基础作推定,亦不预判裁判结果。
注释
〔1〕《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5),2026年11月10日,载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全文见中财网 https://cfi.net.cn/p20261110001639.html,公告载明“案件所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涉案股份/金额:公司股份23,718,710股;现金约3.93亿元”,第二节载“案件处于调解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2〕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603612,实控人涉离婚后财产纠纷案》,2026年11月10日,https://www.cnstock.com/commonDetail/826941;中新经纬:《V观财报|索通发展实控人离婚多年再起波澜》,同日,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t/zw/jw696453.shtml。均以16.72元/股计算追加股份市值约3.97亿元、约占总股本4.7%。
〔3〕同注〔1〕,公告第三节“对公司的影响”、第四节“风险提示”;公司另载明“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2019年3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s://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9-03-28/603612_20190328_1.pdf。“重要内容提示”原文:“本次权益变动属于非交易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5〕《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2019年5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9-05-23/603612_20190523_1.pdf。确认5月22日收到通知,过户登记手续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非交易过户办理完毕。
〔6〕《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两人合计25.80%、郎光辉任董事长,及郎静、郎诗雨为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见注〔2〕所引上海证券报报道及《中国经营报》2026年11月10日综合报道。
〔7〕协议条款的公开转述见《中国经营报》综合澎湃新闻、上海证券报、中国基金报的报道《前妻拟夺控制权!A股“天价离婚”后续来了》(2026年11月10日)及注〔2〕所引中新经纬报道。协议全文未公开,本文以公告与上述转述一致的部分为限。
〔8〕据注〔6〕持股数扣减、增加23,718,710股测算:72,473,022−23,718,710=48,754,312股;56,053,012+23,718,710=79,771,722股。9.79%、16.02%见注〔2〕所引报道。
〔9〕公告2026-055未列明诉因、3.93亿元构成及23,718,710股的计算基础;2019-018公告载明分割前后股数,注〔2〕所引中新经纬报道载明2021年7月5日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24,605,400股。本文对两者对应关系不作认定。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通过,2021年1月1日施行)第1062条、第1087条。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2021年1月1日施行)第69条。第1款规范以协议离婚或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及债务处理协议在离婚未成时的效力,第2款规定登记离婚后因履行该协议发生纠纷起诉的应予受理。
〔12〕同注〔11〕,第70条。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9条曾规定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反悔、请求变更或撤销协议的应予受理;该解释随《民法典》施行经最高人民法院清理废止,现行《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未保留该一年期间。
〔14〕《民法典》第152条规定撤销权除斥期间(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重大误解九十日、受胁迫自胁迫终止之日起一年,及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第199条规定此类存续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第188条规定三年普通时效及二十年最长保护期。关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0条项下“撤销”是否适用第152条,实务存在不同处理,本文并列呈现,不作定论。
〔15〕自2019年3月27日签约至2026年11月10日公告已逾七年半,超过第152条第2款的五年;除斥期间依第199条不发生中止、中断、延长。
〔16〕《民法典》第1092条;《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84条:“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
〔17〕《民法典》第188条后段关于二十年最长保护期的规定。
〔18〕《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83条:“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19〕《民法典》第196条列举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四类请求权,未明确列入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实务对该项请求是否适用时效存在分歧,本文仅提示争点。
〔20〕《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条第2款;《民法典》第188条。
〔21〕《民法典》第1062条;《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5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范围)、第26条(个人财产婚后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认定为共同财产)。
〔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2024年11月25日审判委员会第1933次会议通过,2025年1月15日公布,2025年2月1日施行,共23条)第9条、第10条。发布文本见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月15日新闻发布会材料,https://syhn.ln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01/id/8680199.shtml。
〔23〕《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2条、第73条。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12月29日修订,2024年7月1日施行)第265条第(二)项、第(三)项。
〔25〕《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7号,根据2025年2月19日《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修正,2025年3月27日公布施行)第12条:“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中国证监会法规库,https://neris.csrc.gov.cn/falvfagui/rdqsHeader/mainbody?body=&secFutrsLawId=931f370bd66d417a964fa87f9ba61931。
〔26〕同注〔25〕,第83条:一致行动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有该情形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27〕同注〔1〕,公告第三节转述:“只有相关协议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违约,导致协议无法履行或者其继续履行有损公司或者协议任何一方利益,才可能单方解除协议。”
〔28〕上市公司非协议签署方,公众投资者亦非合同当事人,该解除条件的审查须结合客观事实与已披露信息所形成市场信赖。
〔29〕协议有效期八年、附条件自动续期八年的约定见注〔7〕所引报道;以2019年3月27日起算,首个八年期于2027年3月届满。
〔30〕《民法典》第557条第2款、第562条、第563条。
〔31〕《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以第1款三类除外情形之一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要件,明定终止不影响违约责任承担。
〔3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2023年12月5日施行)第59条,全文见最高人民法院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419382.html。
〔33〕《民法典》第933条。
〔3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发:《广东法院2024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案例一“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合同不适用任意解除权——中某泽公司与某机电公司、丁某合同纠纷案”,广东法院网 https://www.gdcourts.gov.cn/yshj/jraj/content/post_1843499.html。该案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判要旨:“上市公司协议收购中的表决权委托旨在实现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涉及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和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当事人不得任意解除。”
〔35〕同注〔34〕,裁判理由:委托人不具有委托人应享有的对委托事务的指示权,与受托人应按指示处理事务的典型特征不符;协议另就控制权稳定措施、上市公司治理、取得控制权后提供担保等作出约定;表决权委托公开披露后已具一定公信力,任意解除不利于控制权稳定与投资者权益保护。
〔36〕关于第933条能否以合意排除、混合合同如何定性,实务观察见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条款设置和风险防范建议》(https://junhe.com/law-reviews/2595)、国浩律师事务所《一致行动协议争端解决及强制归票机制实证研究》(https://www.grandall.com.cn/pxjx/info.aspx?itemid=28798)。
〔37〕《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2019年11月8日印发)第47条: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法院应审查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据此确定应否支持解除。
〔38〕《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3条,同注〔32〕。
〔39〕《民法典》第567条:“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40〕《收购办法》第84条,同注〔25〕。另见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关于《证券法》第80条第2款第(八)项与《收购办法》第12条衔接的说明,https://www.csrc.gov.cn/csrc/c101864/c1570929/content.shtml。
〔41〕同注〔24〕,第265条第(二)项。
〔42〕表3合计数未变,25.80%与25.81%之差系各比例四舍五入所致。总股本据两人持股数与比例反推约为4.98亿股。
〔4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2020年3月1日施行)第65条;2019-018公告“不触及要约收购”,同注〔4〕。
〔44〕《证券法》第63条,文本见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https://flk.npc.gov.cn ,中国证监会网站亦转载全文,2026年11月12日访问。
〔45〕《收购办法》第13条、第14条,同注〔25〕。第13条第3款对应《证券法》第63条第3款的每增减1%通知公告义务。
〔46〕《收购办法》第15条:“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行政划转或者变更、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前条规定比例的,应当按照前条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参照前条规定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47〕《收购办法》第16条、第17条,同注〔25〕。第16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拥有权益达5%未达20%的,还应披露第17条第1款内容;第17条规定20%至30%区间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
〔48〕《证券法》第80条第2款第(八)(九)(十)项,同注〔44〕。
〔49〕《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2025年3月26日公布,2025年7月1日施行)第23条、第25条、第26条、第28条、第40条,中国证监会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1953/c7547359/content.shtml。第40条列举“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任一股东所持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或者出现被强制过户风险”;第29条另要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时、准确告知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拟发生的重大事件。
〔50〕《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4年发布施行,2025年修订)第16条、第20条、第21条,中国证监会法规库 https://neris.csrc.gov.cn/falvfagui/rdqsHeader/mainbody?navbarId=1&secFutrsLawId=9da8b0e7910e44c4a693073ee3b926c9。第21条规定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六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大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六个月内还须共同遵守该办法第8条、第10条。
〔51〕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18条、第19条,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2025/stocks/mainipo/c/c_20250516_10779152.shtml。第19条要求大股东分配股份过户前,上市公司督促过出方、过入方商定并披露减持额度分配方案,未商定的按各自持股比例确定并披露。
〔52〕《民法典》第229条:“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股份过户登记的实际办理见注〔5〕。
〔53〕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股东离婚分割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答记者问,2023年7月28日,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离婚式减持”执行标准确认》,https://www.cnstock.com/commonDetail/127198。
〔54〕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事项答投资者问(三)》,2023年8月25日,https://www.szse.cn/aboutus/trends/news/t20230825_602967.html;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发布同类答投资者问,见中国经济网《沪深交易所进一步明确大股东、董监高减持相关要求》,http://m.ce.cn/gp/gd/202308/26/t20230826_38688168.shtml。
〔55〕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7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7号》(证监会公告〔2023〕14号,2023年2月17日发布)。关于共同控制条件及“共同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发生意见分歧或者纠纷时的解决机制”,另见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与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边界》,https://alc.swupl.edu.cn/jyjx/yjsjx/4451f914f203429c9d22294774a10d39.htm。该意见适用于首次公开发行审核,本文仅作协议设计参照。
参考文献
一、 法律、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通过,2021年1月1日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12月29日修订,2024年7月1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2020年3月1日施行)。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
7.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
二、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与自律规则
1.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2025年7月1日施行)。
2.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7号,2025年修正)。
3.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4年发布,2025年修订)。
4.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7号》(证监会公告〔2023〕14号)。
5.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
6. 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
7. 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股东离婚分割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答记者问(2023年7月28日)。
8. 沪深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事项答投资者问(2023年8月25日)。
三、裁判资料与典型案例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发:《广东法院2024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案例一“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合同不适用任意解除权——中某泽公司与某机电公司、丁某合同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三、 上市公司公告与媒体报道
1.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2019年3月28日。
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2019年5月23日。
3.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5),2026年11月10日。
4.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
5.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603612,实控人涉离婚后财产纠纷案》,2026年11月10日。
6. 中新经纬:《V观财报|索通发展实控人离婚多年再起波澜:前妻诉请追加2371.87万股并解除表决权委托》,2026年11月10日。
7. 《中国经营报》:《前妻拟夺控制权!A股“天价离婚”后续来了》,2026年11月10日。
8.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离婚式减持”执行标准确认!刚刚,首批公司照此执行》,2023年8月。
9. 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条款设置和风险防范建议》;国浩律师事务所:《一致行动协议争端解决及强制归票机制实证研究》。
作者介绍:李修蛟律师,法制盛邦(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经济犯罪刑事业务部部长,法制盛邦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汉理工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曾任一级检察官,原中华全国律协民事专业委委员,现任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广州仲裁委仲裁员。李修蛟律师在刑事辩护、公司治理与纠纷、证券争议解决、婚姻家事法律服务领域成绩突出,法制盛邦刑事业务、金融证券业务领军人才,荣获LegalOne2025年度“大湾区刑事业务15强”。
原文链接:李修蛟| 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协议效力与控制权认定——以索通发展实际控制人离婚后财产纠纷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