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同性恋能否构成离婚条件？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5-6 3:47:28

曹某与丈夫傅某系同学，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７日，双方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今年初，曹某发现丈夫行为异常，与同性朋友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亲昵关系，夫妻间关系因而紧张。为了维持夫妻感情，消除疑虑，傅某与曹某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３１日协商签订了《夫妻忠诚协议》，约定如有一方出现道德品质问题，背叛另一方或有婚外情等行为，应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３５万元。事隔不久，曹某在家中偶然发现丈夫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的照片数张，即责问傅某，傅某明确告之自己确实与他人有同性恋关系。曹某气愤异常，不能容忍丈夫的不忠行为，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诉讼期间，原告曹某提出，傅某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要求与被告傅某离婚，并赔偿原告曹某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３５万元。被告傅某在原告提供的证据面前，承认与别的男子有同性恋关系，但认为这种关系并不违反《婚姻法》的规定，也没有严重伤害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因而不同意原告曹某提出的离婚请求，更不同意赔偿原告曹某损失费３５万元。最终，曹某与傅某在法院审理中达成调解意见：傅某同意与曹某离婚，并且赔偿曹某人民币５万元。法理评析此案的法律问题是，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是否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确认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对此存在两种争议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并没有违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异性同居而非同性同居，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的原则，不应当认为傅某的行为导致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破裂，故原告曹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判决驳回曹某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导致了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破裂，因为其同性恋行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原则，侵害了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应当适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准许原告曹某与被告傅某的离婚。以上两种意见就法律适用争议颇大，实践中又无先例可循，笔者试就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一、离婚的原则性标准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一规定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我国离婚制度中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基本原则。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指夫妻感情已达到了真实的、完全的、长久的无可挽回的程度。它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将要破裂或可能破裂；二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现象或者第三人的猜测臆断；三是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而不是刚刚产生的裂痕或者尚未完全破裂。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虽然《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采用列举法规定了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五种情形，但在实践中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因而在处理离婚案件时，首先应当弄清当事人离婚的真实原因，在此基础上确定夫妻感情有无达到确已破裂的标准，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二、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构成《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条件众所周知，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它的内容包括：（１）婚姻应是一男一女的结合；（２）已婚者不可再行结婚；（３）禁止任何婚姻关系以外的两性关系。本文被告傅某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表面看来，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同性之间的，似乎并不违反《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其实不然，我国《婚姻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夫妻双方互相忠实包括性行为方面的忠实，这是婚姻的单一性与排他性的必然要求。被告傅某虽然与原告曹某签有《夫妻忠诚协议》，但傅某并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仍与他人保持同性恋关系，事实上与原告曹某已不存在感情相吸的可能，在傅某的思想主观上，已经有了第三者，尽管这种第三者是同性的，但结果仍然是将妻子的感情排斥在外，这就带来了傅某与曹某无性爱的可能，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导致双方丧失共同生活的基础，引发夫妻关系解体的后果。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和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规定，背叛了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和关系，因而对曹某与傅某离婚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规定，确认曹某与傅某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许离婚，并予以赔偿。（徐智渊刘传勇）来源广西政法报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hunyin8.com/shanghai/2006/0930/content_7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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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专业律师推荐：李修蛟律师，电话：13719131860，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武汉理工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曾任六年一级检察官，十八年法律工作经验，广东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广州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市首批公益律师团成员，刑事、公司、重大合同法律服务业务中业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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