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基本原则。纵观整个西方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在欧洲大陆证据评价领域大体经历了自由评价（古典自由心证主义）-规制评价（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评价（现代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阶段。心证公开，尤其是心证过程公开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试寻求自由心证、心证公开、心证过程公开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可行性。

　　关键词：自由心证，心证公开，心证过程公开

　　一、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和内涵

　　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制度，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一种否定，纵观整个西方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在欧洲大陆证据评价领域大体经历了自由评价（古典自由心证主义）-规制评价（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评价（现代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阶段。［1］在古典自由心证主义下，因为当时国家权力不够强大，立法技术无法对庞大、复杂、精细的证据体系进行概括性的规制。也没有对司法自由心证进行制约的法律，因而在证据评价中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但是法定证据的最大缺陷是将不同证据的不同价值加以绝对化，不同的证据有着强弱不等的证明力度，但是法官在这种制度下只能对证据和事实展开一种消极地、呆板的三段论式演绎过程。而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不是对古典自由心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法定证据主义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包含某种联系的又肯定意义的否定，我们不妨称之为“扬弃”。

　　古典自由心证主义强调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除了审判结果，有权不公开其关于案情的任何看法，具有浓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现代自由心主义证则认为传统自由心证片面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机制容易引发自由心证的滥用。这就要求打破心证的封闭性而构建一种开放和公开的心证，以此来否定法官单方面的心证自由，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产生信赖。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概率推理的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的可信度”，［2］人类普遍认识能力的理念，是自由心证制度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国学者一般这样理解自由心证：对证据是否有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由法官根据内心确信去自由判断证据，从而认定案件事实。［3］

　　上述学者将自由心证原则理解为适用于“认定案件事实”。笔者认为，自由心证应该同时包含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层面。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除了要认定证据和事实之外，还必须解决法律适用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个环节，法官必须借助主观思维活动，把法律和事实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最终的判决。同时还须注意到，绝大多数法律是对社会现象的抽象概括和总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法官往往需要对法律作出合理的解释。法律适用这个环节也包含了法官自由心证的这一个过程。这正如邱联恭所言：“所谓心证，狭义言之，系指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所得确信之程度、状况；广而言之，系指法官就系争事件所得或所形成之印象、认识、判断或评价。”［4］

　　二、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自由心证问题

　　自由心证能否作为我国法官判断证据的标准，目前虽有争议。我国部分学者认为“自由心证以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基础，与我国判断证据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5］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审判人员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着审判员的内心确信”，“审判员若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论的方法去判断证据，就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正确结论。” ［6］在我国，尽管没有自由心证原则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自由心证在我国没有生存的土壤，或者我国法官审判时不存在自由心证。“在我国，没有自由心证原则是事实，是法实践中法官确确实实享有自由心证之实也是事实”。［7］

　　1、现代自由心证并不与唯物主义哲学相背离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客观事物纷繁复杂而又不断发展变化，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受到主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事物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也不可行。因此，法官对个案的认识虽也掺杂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自由心证原则要求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从理性和良心出发，凭自己的知识、经验、道德以及这种心理状态去认识具体案件事实，这相对严格的证据规则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相应地促成法官更为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程序公正、效率、效益价值的有机统一。自由心证原则在这方面的价值对每个国家的司法实践都是有益处的，这也就反驳了上述部分学者“自由心证原则不适合我国国情”这种观点。

　　2、现代自由心证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8］不仅如此，虽然迄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否定自由心证主义［9］， 但由于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却享有远超过西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实质是一种“超自由心证主义”［10］。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就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至于实践中认证混乱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归咎于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缺失和证据规则的不完善。因此，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法定化，如证据的收集规则、排除证据规则、采取证据规则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则法官可以自由化，而这些恰恰是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容。

　　至于我国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尚有很大的争论。尤其是法官能否在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两方面都有自由裁量权。有学者认为“鉴于一段时期内，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文化修养、法律素质和审判技能的实际状况，以及阻碍或破坏司法公正的力量难以彻底排除，为保障法官能够准确判断证据和真实认定事实，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合理的证据制度，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指导和约束法官，并排除外部对审判法官的非法干预。那么，在此制度之下，留给法官的心证‘自由’就主要是证明力了”。［11］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但我们同时因该看到，“我国毕竟是由法官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审理，因此不能照搬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确立繁杂的证据资格规则，同时又不能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由，对证据资格不予采用”。［12］法官在遵守证据规则的制度的前提下应该对证据资格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三、自由心证公开的内涵

　　公开审判是诉讼制度进步和文明的标志。诉讼活动采用公开原则的首要意义在于：能够将诉讼这种密切关系当事人利益的特殊社会活动置于当事人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既有利于审判人员严格依法认证，提高案件的证明质量；又能使当事人充分了解认证的过程和理由，提高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因此，公开原则成了现代国家的一项根本诉讼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庭审过程和审判结果公开的相关规定。采取自由心证主义的国家除有类似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心证的公开。

　　心证公开就是指在庭审时及庭审后的裁判中，法官就所有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包括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认证的过程、结论和理由，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众公开，使其有所知悉、认识或理解。结合部分学者的观点［13］，笔者认为心证公开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五项内容：

　　一是心证前提的公开，心证的条件包括人的前提和制度前提。人的前提是指优秀的法官。制度前提包括国家所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的内容应当十分严谨和翔实，漏洞较少；

　　二是心证过程的公开，法官是如何办案的，是如何对待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的，法官是不是遵守了程序法和实体法，是不是违反了证据法则，是不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等等，应该可以为公众知道；

　　三是心证结果的公开，法官通过这一个自由心证着一个严密的过程得到最后的判决结果，法官需将该结果公开；

　　四是心证理由的公开，法官在心证过程当中采用某一证据或者认定某一事实的理由也应该公开，为社会公众所知晓；

　　五是“心证结果的监督机制及其监督结果的公开”，这样当法官形成错误的心证结果是，当事人能够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济。

　　在上述自由心证公开的内容中，与心证前提、心证理由、心证结果的监督机制的公开相比，心证过程公开和心证结果的公开在理论依据、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等诸多方面更复杂、更困难。心证过程公开在整个心证自由的发展史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务，我国现在甚至没有心证自由原则的相关规定。其次要在比较长的诉讼过程中公开法官心证的过程，无论从公开的内容上还是从程序上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努力的探索。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心证过程和心证结果的关系，如果在程序进行过程中，法官适时地将心证的历程开示给当事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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